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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追忆小岗村党委书记沈浩,这个村庄逐渐在

来源:http://www.lango-faucet.com 作者:农业 人气:170 发布时间:2019-10-29
摘要:小岗村印象 摘要:11月8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哀乐低回,村民们沉浸在深深悲痛中。与他们朝夕相处、同舟共济6年之久的村党委书记沈浩6日永远停止了呼吸,年仅45岁。今

小岗村印象

摘要: 11月8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哀乐低回,村民们沉浸在深深悲痛中。与他们朝夕相处、同舟共济6年之久的村党委书记沈浩6日永远停止了呼吸,年仅45岁。今天,沈浩的骨灰安放在小岗村公墓,与他深爱的小岗人永远相伴。 “两任村村民追忆小岗村党委书记沈浩 11月8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哀乐低回,村民们沉浸在深深悲痛中。与他们朝夕相处、同舟共济6年之久的村党委书记沈浩6日永远停止了呼吸,年仅45岁。今天,沈浩的骨灰安放在小岗村公墓,与他深爱的小岗人永远相伴。 “两任村官沥血呕心带领一方求发展、六载离家鞠躬尽瘁引导万民奔小康”—— 2004年2月,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沈浩,作为安徽省优秀年轻党员干部被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小岗村任党支部书记;三年前,沈浩任期届满时,小岗村民集体摁红手印,请求安徽省委组织部将其留下再干三年;再有一个月,他的第二个三年任期也将期满。  小岗村的“顶梁柱”倒下了 11月6日6时许,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在小岗村租住的民房内猝死。 8日上午,沈浩追悼会在县政府礼堂举行。安徽省、滁州市的领导来了,凤阳县几乎所有的科级以上干部到了,小岗村数百名村民也从20多公里外赶来。72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立昆身患重病,不顾劝阻,硬要家人把他搀扶到县城,要见沈浩最后一面。他说:“我怎么能不来送送他呢?他人好、干得也好!”见到沈浩遗像,不少村民泣不成声。 从县政府到殡仪馆沿途数里,成千上万闻讯而来的群众肃立路旁。“沈书记一路走好”“沈浩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沈浩同志永远和小岗人民在一起”,他们手中的一幅幅白底黑字的条幅寄托着崇敬与哀思。 当天中午,沈浩骨灰在上千名干群的护送下,回到了小岗村。小岗的村民在流泪,赶过来的七里八乡群众在流泪,忙着用相机、摄像机记录这一切的记者们也在流泪。 沈浩匆忙地走了,他的案头留下一份《小岗村近期重点工作责任分解及完成时限表》,详细记录了他打算在11月30日前带领全村完成的11项任务:两项重大投资项目启动;整治村庄,启动20套新区房建设;生态农业园土地整理;村敬老院工程…… 这些任务,沈浩已无法完成,他太累了。当年大包干的18位发起人之一严立华告诉记者,沈书记白天黑夜地忙,睡在床上也在想着怎么让小岗人的口袋早日鼓起来!他这一走,小岗村的“顶梁柱”倒下了! 66岁的严金昌也是当年摁红手印的18位农民之一。他眼含热泪地告诉记者:“自从知道沈书记累倒下了,我很后悔3年前不应该把他‘扣’下来,留住他是为了小岗村发展,可没想到现在永远失去了这位好干部。” “沈浩在小岗村挂职这6年,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除了外出开会、招商,基本都在村里,哪一年春节都忙到大年三十中午才回家,年初二又回到村里。”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告诉记者:“沈浩的老母亲90多岁了,爱人在合肥上班,平时也很忙,女儿没人照顾,只好送到老家萧县上中学。他为小岗村付出了一切啊!” 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患有肺结核,没钱医治,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住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6口人,4位智障,生活十分困难,他告诉记者,沈浩对他特别照顾,自己的被子、衣服都是沈书记送过来的。 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出世后,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找到沈浩,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 70岁的毛凤英家境贫寒、常年生病,她两次找到沈浩都没空手而归,一次1000元,一次500元…… 追忆起沈书记,村民们无不动容。86岁的邱世兰哭着说:“沈浩真是好人啦!要是能用我的命把这好孩子换回来就好了!”她顿顿手中的拐杖。“这拐棍就是他回省城给我带来的,说碰到我时发现那根烂了,不好用,怕我跌倒摔着了!” 2005年一天深夜,小岗突降暴雨。困难户徐庆山突然听见有人喊门。探头一看,光着脚的沈浩满腿烂泥、浑身透湿站在门外。原来沈浩担心徐庆山住的房子是危房,经不起狂风暴雨,帮他找好临时居所后,连夜来喊他立即搬过去。 严俊昌说:“沈浩这孩子脾气特别好,你说话轻、说话重,他都笑着听,你今天冲他嚷嚷,明天找他帮忙,他还是会想一切办法帮你。对村里老人,像对自己亲人一样……” 小岗村民摁红手印把他留下来再干三年 村民们告诉记者,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上级也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严俊昌说,这并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改变,村民们对下派干部不抱太大希望,沈浩2004年刚来时,大家也认为他是来“镀金”的,并不信任。 一个月后,小岗人对沈浩的看法有了改观。严立华说,沈浩一到村里,就挨家找人谈,小岗怎么发展、要实现什么目标,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将全村108户人家走了两遍。 几个月后的一件事,让村民们对沈浩又有了新认识:村里要延伸前些年由江苏省援建的村中水泥主干道,一开始打算外包,对外招标,报价最少的也要58万元,沈浩召集村民开会算细账,决定由村里租机械、村民出工自己干。严俊昌、严金昌等人说,村民们干水泥活时带了锹,沈浩刚从省城下来,干这些粗活没经验,没锹就用手捧水泥,皮肤烧烂了也没叫一声苦。最后,村里只花了20多万元,除延长友谊大道1.2公里外,还加修了两条水泥岔道。严俊昌说:“这样的干部我们觉得可靠,很难找!” 3年后,沈浩即将结束下派回省城。包括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在内的98位小岗村民,将摁着红手印的挽留书呈交到安徽省委组织部,要再“扣”沈浩3年在小岗。 沈浩是用实干、实绩赢得了小岗人。村民们掰着手指头向记者细数沈书记三年干了哪些事:优质葡萄由原来的80亩发展到200多亩,亩均纯收入3000多元;建起了小岗村养殖示范区、“大包干纪念馆”,“红色旅游”吸引了大江南北的游客;先后开办了钢构厂、装饰材料厂、节能电器公司等企业;开通了有线电视、自来水,兴建了居民小区和卫生服务中心,争取资金修建了14公里柏油路,解决了小岗村行路难———2006年,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5000元,“20年没有迈进富裕坎”的瓶颈,在沈浩任职的第三年被突破。 省领导征求沈浩是否愿意留任时,沈浩选择了留下。 村民们本想留他再干3年 “沈浩,回家吧!”8日上午,在沈浩遗体告别仪式上,沈浩妻子的一声哭喊让在场者无不动容。沈浩已回不了他温暖的小家,他已融入了一个用大爱筑就的“大家”。严俊昌、严立华、严金昌等大包干带头人请求上级允许村民们为沈浩立一座雕像,放在大包干纪念馆里,让他永远和小岗村人在一起。在他们的请求下,沈浩家人已同意将沈浩安葬在小岗村。 在沈浩去世的3天前,严金昌对沈浩说,沈书记,现在3年又到期了,我们还想再扣你三年。沈浩笑着说,我不走了,永远在小岗干了。严金昌老泪纵横:“没想到他真的永远留在了小岗。” 其实,9月24日,小岗村183名群众已再次摁下红手印,写信给安徽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要求再次挽留沈浩。信中写道:“国家政策再好,没有一个好的领头人是不行的。而沈浩同志,正是我小岗村的一位好的领头人。请求省委组织部、财政厅把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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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村庄逐渐在变化

一、走进小岗村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田野景象(9月27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中新网安徽凤阳1月15日电 题:网络媒体走转改:改革开放40年,这个村庄渐渐发生着变化

8月1日上午,我应好友吕、刘二君之邀,同去安徽凤阳小岗村一游。这些年来关于小岗村的闲言碎语甚多,而且多是负面的。为避免先入为主,走前我们就郑重约好,此次去小岗,只带眼睛和耳朵听听看看,尽量少说或不说。必须说话时,也不发表带有主观倾向性的意见,不主动触碰提问敏感的话题。

新华社合肥10月17日电 题:“人民的期盼就是改革的动力”——“大包干”带头人寄语改革

记者 李雨昕

上午11时,我们驱车来到小岗村。天气非常热,气温高达36摄氏度。由于此前看过甚多报道和影视节目,小岗村在我们心里并不陌生。距离还很远,那刻有费孝通题词的“凤阳县小岗村”牌坊,就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非常热闹、非常繁华,因为它毕竟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名气大得很。但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小岗村,却出奇般的冷清和宁静。也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村子中间的东西大街上空旷异常,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

新华社记者王正忠 杨玉华 张紫赟

1978年冬天,为了能吃饱肚子,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严金昌和另外17人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实施了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狭义上的小岗村只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村,大包干前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即使现在也不过四五十户。村子中间是一条数百米的东西街道,院落和房屋成线状坐落街道两侧。街道西端房屋建筑比较紧凑,越朝东越稀疏。最西端的牌坊下面立有一块一人多高的街道修建碑,上面刻着修建时间,还刻着道路修建的出资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某某村。街道一律水泥路面,由于车辆行人稀少,显得很宽敞。街道两旁栽着玉兰树,但成活率不高,特别是街道东端,稀稀拉拉没剩下几棵。尽管村子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仅设有派出所、合作社基金会等办事机构,还有银行、保险、电信、农技等服务部门。如果不是这些单位和机构排列在街道两侧,整个村子就更小了。

历史总在一些特殊的时点给人启迪。

四十年后,严金昌的家里开起了农家乐,住上了洋房,家里有车,吃穿不愁。说到未来的计划,他乐呵呵地表示,下一步打算扩大农家乐的规模,接纳更多游客来小岗村来。

沈浩同志先进事迹纪念馆坐落在村子外面,位于街道西端的牌坊北侧。我们赶到时,纪念馆还没开门。村委会位于牌坊后面的街道北侧,门口挂着很多大牌子。大包干纪念馆坐落村子最东头,也没有开门。只有“当年农家”的门是开着的。

改革开放40年之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再次锁定人们目光。40年前,小岗18位农民“贴着身家性命”干起“大包干”,成为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这18位庄稼汉也成为名震一时的改革英雄。

图片 2“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 许梦宇 摄

“当年农家”位于村子中间偏东地段。所谓的“当年农家”,就是几间土墙草房和一圈篱笆墙。草房一共六间,组成一个小小的院落。另外还有一个老式茅房和几棵树,其余别无他物。“当年农家”的外面高悬一块很大的宣传牌,上面是胡锦涛来小岗村与村民交谈的画面。我们本来想到“当年农家”里面看看,却发现进门需要支付20元参观费。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就要收20元费用,同行的吕、刘二君都说不值。他们不愿进,我也只好作罢。吕君开玩笑说:“到底是改革开放第一村,满脑子都是钱!”

40年后,18位带头人只剩下10位,多数已年逾古稀。谈起当年改革传奇,他们仍记忆犹新;说起当下深化改革,他们期盼热切。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农村发展缩影,小岗村人从吃不饱饭,到家家有车,办农家乐招待游客,可谓天壤之别。这一点,严金昌感受最深:“想当年我们搞‘大包干’,就是为了吃饱肚子。现在经过40多年的努力奋斗,我们终于从‘温饱线’上迈进了富裕门。”

二、走访严俊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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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红手印,小岗村“跨过”温饱线

因为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纪念馆都没开门,我们想找一找当地的老百姓随便聊聊。找谁呢?吕君、刘君都说还是找严俊昌比较合适。因为他是当年“按指印”时的小岗村生产队长,后来还担任过该村党支部书记。我们在村东首的一家商店里,向开店妇女打听严俊昌住址。沿着她的指点,我们很快来到严俊昌家。严俊昌住在村子中间偏西位置,位于街道北侧,与派出所斜对过。

安徽凤阳小岗村(9月27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大包干”前小岗村有多穷?翻看村里的历史记载,“没饭吃”是村里老一辈人共同的回忆。尤其是1978年实行“大包干”之前,安徽遭遇特大旱灾,不少村民都携老带幼去其他地方要饭,有名的凤阳花鼓也被当成讨饭的工具。

严俊昌的家非常宽敞,前面沿街是三间平房,一明两暗。后面是两层楼房,中间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刚一搭话,我们就发现严俊昌是个经过大世面的人,言谈举止不像一个农民,倒像一个历经风霜的退休老干部。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脸色红润,气色很好。说话声音洪亮,没有任何拘谨。当我们说明来意,他马上就把我们让进后楼客厅,还拿出他们自己生产的葡萄招待我们。

严立华:“老百姓盼望啥,改革就要瞄着啥”

为了吃饱饭,小岗村18户家庭各选一位代表聚在村中一间偏僻的草房中,摁下了红手印——实行“大包干”。所谓“大包干”,就是包干到户,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严俊昌介绍说,大包干之前他就是生产队长,后来曾经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他今年71岁,已经退休多年,如今赋闲在家。他有6个儿子,大多已分开单过,只有最小的儿子与他住在一起。他自豪地告诉我们,小岗村按手印签订“生死文书”的18户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功臣。因为有功,现在都按月拿工资。他和当时的副队长严宏昌每人每月1800元,其余的按手印人员每人每月800元。除他们拿工资外,老伴也发工资,每月1000元。严俊昌解释说,他们当时按手指印签订“生死文书”,是冒着杀头危险的。如果没有老伴在后面支持,他们也不敢干。所以,他们按手印是功臣,不按手印的老伴同样是功臣。就因此这个理由,上级就统一给他们的老伴每人每月发1000元工资。这些钱谁来出?严俊昌说,这些钱都是企业赞助的。

那张按满红手印的“生死契”,就诞生于严立华家当年的茅草屋。

1978年,严金昌就作为带头人,以“托孤”的方式按下鲜红的手印,搞起“包产到户”。当年11月24日晚,在煤油灯光中,带头人严宏昌写下“保证书”:

谈到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平等问题,严俊昌毫不避讳。他说,现在的贪污腐败非常严重,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老百姓只想发财,根本不关心政治,原因是什么?就是只抓经济不抓政治造成的!他还一字一句地说,现在整个国家贪污腐败成风,社会道德滑坡,再这样下去国家很危险。他告诉我们,他们县的交通局长因为经济问题被双规,据说收受贿赂的数额非常大。其中他们村西那条横跨京沪铁路干线的公路,修建时每公里收受贿赂40万。

四十年前,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一年挣的工分只能分到百把斤粮食。有一年,严立华午收就领了七斤半麦子。为了活命,他只好与村民们“扒”火车到外地讨饭。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关于土地流转,他的看法非常直截了当。他说,外地老板来他们小岗村承包土地,根本不是搞什么企业搞什么发展,他们的目的就是“套”钱,把国家的钱套到手,土地就搁在那儿不管了,结果造成连片的土地抛荒。他还不满地说,这些土地在流转过程中,资金去向并不透明,农民只见到很少一部分钱,其他的钱也不知道弄什么地方去了。

饿怕了的小岗人心里明白,想吃饱饭,必须干天下人之不敢干:分户单干!为了不走漏风声,大家特地选了有前后两进房的严立华家,在里屋秘密商讨按下举世闻名的红手印。

图片 4大包干纪念馆内,1978年18位村民按下手印的雕塑。

吕君忘了来时的约定,这时突然插话:“严书记,你说到底是大包干私有制好还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好呢?”严俊昌回答的非常干脆:当然还是大包干好。过去大家在集体里都没有积极性,出工大呼隆,干活磨洋工,大家一直都很穷。大包干后,地是自己的,也都舍得下本钱了。再说,大包干后大家都很自由,想干啥干啥,谁也管不着。

次年,小岗便迎来丰收,粮食总产13.3万斤,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

第二年,包产到户就让村民们丰收了。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79年秋收后,小岗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1.75万公斤增加到6.62万公斤,人均口粮由93公斤增至350公斤,人均收入由22元增至350元,村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

刘君问他上级是不是给他们村拨了很多钱。严俊昌承认,上级拨款的确不少,但并没有真正用在他们身上。现在上级都喜欢搞花架子,搞形象工程,老百姓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如果把上级拨的钱都用在老百姓身上,或者直接发给他们,小岗村的农民早就富得流油了。他还说,最近上级又想把沿街门面全部扒掉,改成挑檐式的。很多农户不同意,村里正挨家挨户做工作。大家不同意的原因是,本来盖得好好的,现在却要扒掉,还要朝后退2米,大家觉得不划算,想不通。

严立华家收了五六千斤稻谷、千把斤花生,高兴地一把扔了讨饭棍,“馒头米饭,十年没想到嘴,终于吃上了。还有钱养猪了,一两不卖,自己吃!”

包产到户后,严金昌一家生活逐渐有了起色,但又遭遇到新问题——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进富裕门。尤其在2000年以后,很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或在当地从事二三产业,农村的土地大量荒芜,“谁来种地”是拷问着小岗人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很羡慕他家崭新的楼房和宽敞的院落。严俊昌说,现在小岗村的房屋建筑都是统一格局,沿街是平房,后面是楼房,中间是院落。这些房子都是前些年按规划标准统一建的,盖房时每户补贴2万元。当时规定,谁建就补给谁,不建一分钱也不给。既然上级有钱补,不建白不建,所以大家都建了。

随着腰包逐渐鼓起来,严立华开始扒草房盖瓦房,瓦房变平房再变楼房。前几年,他把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和家人开办起“红手印农家菜馆”。在餐馆收银台后还摆放了生活用品货架,算是微型超市。

2004年,小岗村在第一书记沈浩的带领下开始致富——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起来,搞合作化经营。一批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顺势而生,通过土地流转,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经营,在小岗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土地“改革”。

当谈到沈浩时,严俊昌说,他为小岗村办了不少事。但电视剧里的很多内容都是瞎编的,根本没有那些事。沈浩死前已经接到回合肥的调令,有些包工头为了在他回城前索要拖欠的工钱,就请他喝酒。有时一天两场,中午喝了晚上再接着喝。他是喝酒喝死的!

随着小岗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今年初老严和其他小岗村民一样,每人分得350元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的分红。形容起当前生活,他即兴说了句顺口溜:上街不用跑、吃饭不烧草、夏天不扇扇、冬天不用烤。

98个红手印,挽留第一书记再干三年

关于按有18个手印的“生死文书”,他说第一次按的那份“生死文书”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大家看到“生死文书”是后来补的。还有按指印用的信纸,当时根本没有这种纸。一开始的宣传都说这份“生死文书”是真的,哄了很多人。但香港记者不好哄,人家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当面质问怎么回事。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第一个漏洞,先前宣传都是18户,怎么会变成21个红指印呢?因为上面鼓吹,说这些按指模的人是“大功臣”,将来有好处,所以就有人想挤进来充数。第二个漏洞,人家都是一人签一次名、盖一次章或按一次指印,严宏昌却一人签两次名,盖了两次印章。第三个漏洞,有好几个指印是别人代按的,仔细一看就能看出来造假。我问他原来真有18个手印的“生死文书”吗?他说,当然有了,但没能保存下来。

冒着风险搞“大包干”,是为了能吃饱饭。群众盼啥,改革就应该改啥。这么多年,我们能过上好日子就靠这一条。盼种地不交税,盼来了税费改革;盼看病养老不愁,盼来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盼土地流转不损害农民利益,盼来了土地确权……现在就盼着小岗变得更富更美,改革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初到小岗村当第一书记的沈浩,小岗人对他是怀疑的。有人觉得他是为了“镀金”,有人认为他太年轻,而沈浩提出的土地流转,更是让村民疑虑重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少农户担心自己“丢了土地,再也收不回来”。

我们在他家停留了一个多小时。临离开时,我们希望与他合影,他没同意。

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刘奇: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已不仅仅限于吃饱穿暖,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观,改革才能切中要害、造福群众、获得成功。

图片 5资料图:沈浩与小岗村村民在一起。

临出门上车时,同行的刘君问他去过南街村和华西村没有?他说去过,但他有点不以为然,而且有点反感,他神秘地对我们摆摆手:你们还不知道?南街村的那几个人已经逮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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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支持。严金昌在2005年前后将自己家中的土地流转出去,后又听从沈浩的建议,在村中开了农家餐馆。

三、普通小岗人

2018年3月23日,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和儿子严余山在小岗村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在他看来,以800元一亩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把土地流转过来,交给企业整体经营,这样农民也不吃亏;劳动力解放出来后,又可以去企业打工增加收入,一举两得。

从严俊昌家出来,已接近下午一点。我们决定先吃饭,然后再找人聊。小岗村东西街道两侧绝大多数是门面,有商店、有超市,还有还几家饭店,但没有多少人光顾。我们走进路南一家“家常饭庄”。饭店里没有其他顾客,只有一条狗卧在门后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老板姓严,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告诉我们,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他原来也是在外打工的,去年回家开了这个饭店。平时没有生意,只有来人参观,饭店才能挣到一些钱。现在天热人少,等到天凉快时人就开始多了。年轻的老板一边说话一边配菜,他老婆在厨房里负责烹调。老板娘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再加上菜也不新鲜,鱼烧的腥味很重,菜也炒的很难吃。我只喝了一瓶啤酒,吃了半碗米饭,几乎没吃菜。饭后结账,价格不菲,好像比城市还贵。对此我们也很谅解,他们平时没有生意,好不容易逮到一伙顾客,怎会轻易放过我们呢?

严金昌:“思想跟不上趟,就会成为改革绊脚石”

而通过流转土地种植,小岗村人程夕兵更是收获不少:2016年,他家纯收入25万元,2017年上半年利润达30万元。今后,他还想着要打造一个农业产业链,申报家庭农场,准备建设烘干房和米厂,从粮食种植、烘干、加工,再到消费者的餐桌,实现一条龙的服务,打造小岗粮食品牌。

吃饭前,我从院子后门出去方便,发现院落南面都是很大的空闲地,除了种植为数不多的几棵南瓜、向日葵之外,全是一人多深的荒草。吃饭过程中,我和老板聊了一些关于农业的话题。我问到他院子后面的荒地,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们这里地多,每人合到四五亩。我问他们生活如何,他说还可以,在家的可以开店挣些外地人的钱,没有事干的就出外打工。他承认现在很少有人重视种地打粮食了,够吃的就行。种庄稼不划算,也弄不到多少钱,还是出外打工合算。不少人希望土地流转,先把钱攥到手再说,谁管你土地流转出去做什么用?

在“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年代,严金昌曾因在房前屋后种几分地的生姜大葱辣椒、养了几口猪,被连续批斗三四天。可对“大锅饭”丧失信心的小岗人,尽管分成“父子组”“兄弟组”,仍止不住“穷争饿吵”。不改变分配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图片 7小岗村村貌。

我问到领工资的问题。他说只有那些老年人有,也就是当年按手指印的人。我说,不发给你们,你们没有意见吗?他说没有意见,村子里的老年人差不多都能领到工资,只要家家能摊上一个,大家也就没有意见了。吕君问他对现在的政策满意不满意,他说有啥不满意的,就这么回事呗!

“再也不能这样干了!”小岗人决定打破思想旧框框,“闯一闯”。没想到这一闯,点燃了地火,改革如燎原之势席卷大江南北。

土地流转是沈浩“三步走”发展规划的其中一部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设施建设,发展旅游业;跳出小岗求发展,着力办好工业园。

四、参观纪念馆

坐在“金昌食府”门前的沙发上,说起惊心动魄的往事,已75岁的严金昌双眼闪烁着光芒。

如果说土地流转还让村民有所疑虑,那么发展旅游业就让村民们真真切切尝到甜头。以严金昌为例,每年除去土地流转的收入,他家的餐馆经营收入能达十多万元。

吃完饭,我们正考虑下一步打算,突然发现3辆大型豪华客车从西朝东开来,直奔大包干纪念馆的方向驶去。于是,我们也随着这些车辆去了大包干纪念馆。这三辆大型豪华客车里满载着清一色的军人,有男有女,都是新兵。在大包干纪念馆门前,我们请一位战士为我们照相,我顺便问起他们来小岗村的目的,他说这是部队领导组织来的,主要是来参观学习。因为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祥地,大家都应该前来接受一下教育。

金昌食府是老严开的农家乐,每年收入十几万。前些年,他终于想通“土地流转”的好处,把当年冒着风险分得的30多亩田地都流转出去,和孩子们干起了三产:办农家乐、开超市、从事旅游服务……一家人不再“土里刨食”,有了多彩的职业,更多的收入。

2006年10月,沈浩选派任期将满。村民为了留住他,起草了一份言辞恳切的挽留信,并用按下红手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这是1978年后,小岗村村民第二次按下鲜红的手印。自此,沈浩在小岗村留任,直至其2009年与世长辞。

大包干纪念馆坐落村子最东端的街道北侧,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平顶式建筑物,门前是广场和停车场。“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是万里题写的,字写得很难看。有一个战士小声说,这个字还不如二年级小学生写的好。我当时也在想,这个万里实在没有自知自明。字写得不好不要紧,怎么还好意思拿出来显摆!

“大包干”能成功,正是因为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后来,小岗人思想跟不上趟,发展就落后了。比如,搞土地流转时,包括我们这些大包干带头人在内的都反对过,总认为土地是命根子,不能动,万一把地弄没了弄荒了咋办?等看到村里成片的葡萄园、樱桃园带来增收,才明白规模经营对路。所以说,思想跟不上趟,就会成为改革绊脚石。今天的改革仍要吸取这个教训。

现如今,小岗村正在创建国家5A景区。小岗村葡萄专业合作社、美国GLG集团产业园、小岗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和农村电子商务等项目的落地,为小岗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参观学习的战士共分成三拨,每一拨有一个讲解员负责讲解。纪念馆大门口明码标价:“讲解一次40元”。我们随着这些战士进了纪念馆,但我们都是自己看,没有随战士们听讲解员解说。我在那张复制放大的“生死文书”前注视了很久,还在跟前照了一张相。我发现,这张名扬世界的“生死文书”,造假的痕迹非常明显。同一个严宏昌写了两次,还盖了两枚私章。有好几个名字和指印,一看就是他人代写代按的。我认为,原先的“生死文书”还有没有并不重要,只要这件事是真的就行了,何必再伪造一个假的“生死文书”愚弄国人呢?这个伪造的“生死文书”骗了全国人民几十年,不仅堂而皇之地珍藏在中国博物馆,还复制放大高悬在大包干纪念馆的最醒目处,继续欺骗前来参观的人们,实在是滑稽的很。

刘奇:穷则变,变则通。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改革要勇于打破思想的紧箍咒,突破认识的局限,对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病根儿”动刀子。

从过去的“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到现代农业、旅游业、招商引资同步发展;从“大包干”到“大集体”,从“红手印”到“红证书”,小岗村不断变化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金字招牌,在全村村民的奋斗下,被擦得铮亮。

五、对话严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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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死文书”是在严立华家签订的,所以我们从大包干纪念馆出来后,又打听严立华的家,想与这个见证人聊聊。有人告诉我们,严立华的家在村子西头路南,开着一家水果蔬菜超市。我们来到村西头,发现这家超市大门紧锁。正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严立华时,突然一个很面熟的人从我们跟前闪过,然后走进路南的一家门面房。我们跟了进去,发现门面房里围着一圈人,大家正在打麻将。原来这个面熟的人正是严立华!我们在大包干纪念馆里见过他的照片,所以觉得面熟。他告诉我们,因为天热蔬菜水果不好保存,所以他家的超市没有开门。他还说,这个超市是他儿子开的,他家住在对面的路北。

安徽凤阳小岗村小岗学校(9月26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严立华与严俊昌两家差不多,前面是沿街门面房,中间是院子,后面是楼房。他的家比严俊昌家还宽敞,有前后两进院。后院正中间修建几间猪圈,但没有养猪,都闲置着。后院的石榴树上挂满石榴,让人垂涎欲滴。

关友江:“改革好不好,百姓最有发言权”

严立华今年68岁,个头不高,一身农民装束,外表与严俊昌截然不同。但严立华头脑清晰,谈吐也没有任何拘束。他告诉我们,当年写“生死文书”并按手印就是在他家干的,因为他们家有两间屋,而且比较宽敞。我们询问他到底有没有“生死文书”这回事,他说有,但现在的这份“生死文书”是后来补签的,不是原来的那一份。我问他,为什么人数增加了,由18个变成了21个。他没有正面回答,用其他话题岔开。我看他不想说,也就没有继续追问。

“队长吹哨吹破嘴,喊人干活跑断腿,跑了半天人半数,到了地里鬼混鬼。”谈起吃“大锅饭”时农民精神状态,曾是工分记录员的关友江说。

我们谈到南街村时,他说他没有去过,但他知道南街村是个假典型,上级给了南街村很多很多钱,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开办工厂。就像他们小岗村一样,不也都是靠上级拨款,靠外地援助吗?

“大包干”极大调动了小岗人的生产积极性。再不用队长吹哨赶,他们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为了抢粪当肥料,把牛棚都挤倒了。收的粮食屋里堆不下,在院子里堆成一座座小山,连夜挖地窖保存吃不完的山芋。

他对大包干和集体化的认识与严俊昌非常相似,并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而且大家很自由。想干啥就干啥,谁都管不着。他还指着自家的一个绿色储粮罐说,他家把其他粮食都卖了,稻子没卖。大家以前饿怕了,都喜欢存点粮食放在家里。家中有了粮,心里不着慌!

虽然“大包干”在政策上一度仍存争议,但挡不住各地考察团蜂拥而至学习的热情。凤阳接待不过来,只能在县大礼堂重复播放录像带。群众用脚投票,支持和认可这项改革!

他对土地流转一事很有意见。他说,土地流转以后,都闲在那里没人管,因此很多土地荒了。他家的地被外地老板承包,长期不开发,里面的青蒿一人多深。他威胁说,再荒下去,他就要把地收回。结果老板害怕收回土地无法“套”钱,当即安排人连夜把地里的荒草清除干净。

2008年,在小岗时任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的建议下,关友江开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大包干菜馆”。面对小岗“一朝跨过温饱线,二十年难进富裕门”的质疑,关友江和沈浩组成的新一届村两委带领小岗人改革再出发,三年内村民人均年收入从刚过2000元到超过5000元。

他对沈浩的评价很高。他说沈浩在任职期间弄来很多钱,给大家办了好多事,小岗村的人都得到不少实惠。他还说,村中间这条街道就是沈浩任职期间修成的。他还以赞赏的口气说,沈浩办事公平公道,好事大家都有份。原来村子里只有严俊昌、严宏昌两个人发工资,大家很有意见。“生死文书”既然是大家签的,功劳怎么能只记在少数人身上呢?后来还是沈浩弄来钱,大家都发了一份,才平息了大家的怨气。

当沈浩两届任期将满时,不断尝到改革发展实惠的小岗人,两次摁下鲜红的手印挽留他,期盼他继续带领小岗人谋改革谋发展。2009年,沈浩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倒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上,小岗人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他永远留在了小岗。

六、小岗村印象

从“大包干”到沈浩,小岗人四次摁下红手印,是对改革最大的认可与拥护。老百姓是最知冷知热的,也最直接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变化。改革好不好、成效怎么样,不能光看数字,要多到农村走一走,听一听老百姓的心里话。

大包干纪念馆的周围都是大片农田。让我们感到不解地是,这些农田似乎从来都没有平整过,高高低低,坑洼不平。除了种植一些山芋、豆子、玉米外,有相当多的农田荒废着,里面长满青蒿。这些青蒿足有两米深,我站在里面整个人都淹没了。为了证实我们没有撒谎,我还站在青蒿里面让吕君给我照了几张相。类似的荒地在小岗村周围比比皆是,有的连成一片,外面扯上铁丝篱笆或修建简易的围墙。有的连围墙都没有,任由它荒废着。我们徐州地区农村地少人多,人均土地大多在1亩左右,看到这里大片大片土地抛荒,实在让人心疼。我本来并不想说小岗村的坏话,比如小岗人懒惰、游手好闲之类。但是,在小岗村的5个多小时里,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地里忙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村内寻访过程中,至少发现三拨人在打麻将。我不敢保证他们是在赌博,但我清楚地看见他们在打麻将时,香烟盒底下就压着十元、百元的钞票。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一个麻将场距离派出所最多只有30米。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群众的获得感就是改革成功的试金石。热爱生活的中国农民,期盼更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更高的收入、更优美的环境,这些都需要深化改革去实现。

通过了解和走访,他们都承认是靠国家扶持小岗村才支撑到今天,是靠外援小岗村的农民才解决温饱问题。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才认为别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严俊昌说的“南街村的那几个人已经逮了”,与严立华说的“上级给了南街村很多很多钱”,都是同一个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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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农家”外面高挂总书记与小岗村民畅谈农村改革的巨幅画像,但小岗村的农民并没有因为总书记的到来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如今的小岗村仍然一盘散沙,所有村民都在各扫门前雪,都在做着张嘴等、伸手要的发家致富美梦。小岗村的带头人严俊昌应该算个明白人,他承认这些年只重经济、不重思想教育是一个巨大失误。但更多的小岗人还沉湎在金钱至上的氛围里难以自拔。

学生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小岗学校内开展课间活动。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沈浩活着时已经看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他带人去南街、华西参观的用意不言自明,但小岗村的农民并没有因为沈浩的去世而觉悟。他们仍然向往私有制,把大包干看成救命菩萨。他们其实比谁都清楚,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大包干这面旗帜。只要大包干这面旗帜能够继续飘扬,他们就永远是国家的“功臣”,他们就能依靠这面旗帜领取工资、争取外援、落得更多实惠。他们很清楚,根本不需要出力流汗,国家拨款、外地投资、土地流转,就能让他们很好的生存下去。小岗村的农民自己也明白,土地抛荒的确令人心疼,可是他们不想多管,也不想多问,他们关心的只是上级拨款他们能落到多少,他们关心的只是村上要办的事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关注的是如何捡到便宜,他们注重的是如何避免吃亏。上级一年年的巨额拨款,外地源源不断的捐赠援助,已经养成了他们的惰性和依赖性。他们吃惯了现成饭,谁还会劳心费神出苦力呢?连开饭店的年轻老板都知道,种庄稼能弄到几个钱?聪明的小岗人非常明白,他们知道,只要中央高层坚持特色社会,坚持改革开放,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面旗帜,还会持续不断的给他们输血。爱哭的孩子有奶吃,所以他们有恃无恐,缺钱就朝上找,有事就上北京告御状。国家背上这个沉重包袱已经难以摆脱,只要特色社会还在,这个包袱还要继续背下去!

严宏昌:“改革要有更多敢撑腰担当的干部”

草于2012年8月2日夜

“原想‘大包干’能干一年就不错了。没敢想,这一干就是四十年。”当年执笔改革“生死契”的严宏昌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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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包干”曾差点夭折。那时公社以停发种子化肥“要挟”,让小岗将分下去的田拢起来。时任县委书记陈庭元得知小岗“分田单干”后也是“满脑子打炸雷”,直奔小岗查看实情。

当他看到长势喜人、“像棋盘一样整齐”的花生地时,这位干过农业工作的书记被农民释放出的生产热情打动了,反过头劝说公社书记,“他们都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并以县委名义保证“出了问题,由县里承担”。

“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严宏昌对改革开放有着特殊感情。“大包干”后,他家率先在村里盖起砖瓦房,但地基却是按楼房标准挖的。在他看来,只要坚持改革,好日子还在后头。事实也如此,大包干后,他家办过企业、引进过项目,如今又在全村率先干起电商,始终不弃敢闯敢试的改革精神。他家的楼房每过十年就会加盖一层,如同改革发展的生动印记。

四十年来,我心头最佩服的就是陈庭元、沈浩这些为改革敢担当敢撑腰的好干部。如今村第一书记同样敢担当,多年因征迁土地难修的路在他手里修成了。今天的改革,矛盾利益也十分复杂,更缺不了敢作为的改革者。

将改革进行到底,必须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这要靠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改革者,更要靠“为担当者担当、让有为者有位”的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只有旗帜鲜明地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才能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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